
张学良与父亲的八个儿子中是长子,后面依次是二弟张学铭、三弟张学曾、四弟张学思、五弟张学森、六弟张学英、七弟张学俊和八弟张学铨。他还有六个同父异母的妹妹,分别是大姐张首芳、二妹张怀英、三妹张怀曈、四妹张怀卿、五妹张怀曦和六妹张怀敏。在这些兄弟姐妹中,只有大姐张首芳和二弟张学铭是与张学良同母所生,其余的则由不同的姨娘所生。
张首芳是张学良的第一个孩子,早早展现出长姐的风范,她对张学良非常疼爱,因此张学良也一直对她非常尊敬和依赖。相比之下,二弟张学铭却常常让张学良感到不满,尤其是对他的性格。2000年,在张学良的百年寿辰后,张学良与谢雪萍聊到几位弟弟时,他提到:“我二弟叫张学铭,是我亲弟弟,但我最看不上他。胆子小,做事总是先考虑自己,遇到危险就立马躲开,什么责任都不愿承担。”然而,张学良对张学曾和张学思的评价则显得温和而赞赏。他称:“我三弟是个书呆子,深受学问熏陶,曾当过联合国的秘书,真是学问十足。而四弟,我特别佩服他,他比我还要刚强。”
展开剩余78%尽管张学良对张学铭有些不满,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二弟没有感情。张学铭早在年幼时便失去了母亲,而父亲张作霖因为长期忙于军务,无法照顾他,作为长兄的张学良自然承担起了照顾弟弟的责任。那时,张学良虽然年仅十三岁,但已显得成熟稳重,深得父亲的宠爱,关心弟弟的成长。张学铭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下,依赖大哥,尽管年龄差距较大,张学良一直像父亲一样守护着他。
1916年,张学良与于凤至结婚,开始涉足政务,协助父亲处理事务。此时,张学铭的管教也转交给了于凤至,作为“长嫂如母”的她,接过了照顾弟弟的重担。但张学良在忙碌之余,仍未忘记对弟弟的关心。他时常给张学铭写信,提醒他要专心学业,不要沉迷于享乐。在张学铭赴日本求学期间,张学良依然频繁地寄信叮嘱他努力学习。
尽管这些信件大多数未能保存下来,但张学铭对大哥的关爱记忆犹新。他曾感慨道:“多年来,我一直为没有保存那些信而感到惋惜。”直到后来,某报纸刊登了一封张学良当年写给张学铭的信,张学铭确认信是真的时,心中激动不已。
1928年,张学铭正在日本求学时突然得知父亲在皇姑屯遭遇袭击不幸身亡,他不得不暂停学业回国奔丧。在那段时间,张学良顶替父亲的位置,成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,承担起家族的重任。为了掌控军队的管理和调度,张学良决定戒除毒瘾,然而戒毒并非易事,刚开始时他极为痛苦,甚至在痛苦中打滚,头撞墙。最终,迫不得已,于凤至请来了一名日本医生,为张学良注射了药物来减轻他的痛苦。药效显著,但却令张学良没有料到的是,这位医生所注射的竟是吗啡,结果他在戒掉鸦片的同时,不知不觉陷入了对吗啡的依赖。
随着身体越来越虚弱,张学良终于意识到自己被“陷害”,但医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为了彻底戒除毒瘾,张学良辞去了保安总司令的职务,开始了艰难的戒毒之路。他与于凤至一同前往上海和美国,在异国他乡度过了一个戒毒的艰苦时期。依靠镇静剂和安眠药的帮助,张学良最终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力成功戒除毒瘾,这一过程深深感染了张学铭。张学铭感慨地说:“大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,能承受这么大的痛苦,最终成功戒毒,真的是非常了不起。相比之下,我做弟弟的,真是差远了。”
张学铭之所以这样自谦,是因为他深知自己曾在某些事情上犯下过错误,甚至曾为求自保而为日本人效力。1929年,张学铭曾在日本的压力下担任汪精卫政权的职务,尽管这个职位权力微薄,但在当时的舆论中,他已被视为“汉奸”。虽然张学铭后来反思并为自己的行为悔恨,但这段历史始终成为他心中的痛。
晚年,张学铭常常怀念与大哥张学良的时光,他谈到自己与大哥的深厚感情,尤其是在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的那些年,张学铭无时无刻不在为大哥感到痛心。他多次提到:“我几十年来时常为他担心,尤其想到他终老于软禁之地,至死未曾获得自由,就忍不住泪流满面。”
尽管张学铭对张学良有深厚的感情,但他也承认自己曾感到大哥的严厉。张学铭曾经笑谈说:“我做得一些事并非完全完美,年轻时在家族里混了半辈子,难免染上一些不好的习惯,但这些都可以理解。”他还回忆起曾有传言称他在一次出国途中赌博输钱,回国后被张学良“扣押”一事,并对此予以否认。
张学铭也有过一些对张学良决策的不满。据张学思的妻子谢雪萍透露,张学铭在临终前曾提到:“我最大的不满就是没有分家,所有的家产都归大哥一人掌控,我和其他弟弟连个话语权都没有。”张学铭的去世,标志着兄弟八人中的第一个离世,遗憾的是,直至临终,他未能再见到大哥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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