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学良与父亲的八个儿子中是长子，后面依次是二弟张学铭、三弟张学曾、四弟张学思、五弟张学森、六弟张学英、七弟张学俊和八弟张学铨。他还有六个同父异母的妹妹，分别是大姐张首芳、二妹张怀英、三妹张怀曈、四妹张怀卿、五妹张怀曦和六妹张怀敏。在这些兄弟姐妹中，只有大姐张首芳和二弟张学铭是与张学良同母所生，其余的则由不同的姨娘所生。
张首芳是张学良的第一个孩子，早早展现出长姐的风范，她对张学良非常疼爱，因此张学良也一直对她非常尊敬和依赖。相比之下，二弟张学铭却常常让张学良感到不满，尤其是对他的性格。2000年，在张学良的百年寿辰后，张学良与谢雪萍聊到几位弟弟时，他提到：“我二弟叫张学铭，是我亲弟弟，但我最看不上他。胆子小，做事总是先考虑自己，遇到危险就立马躲开，什么责任都不愿承担。”然而，张学良对张学曾和张学思的评价则显得温和而赞赏。他称：“我三弟是个书呆子，深受学问熏陶，曾当过联合国的秘书，真是学问十足。而四弟，我特别佩服他，他比我还要刚强。”
展开剩余78%尽管张学良对张学铭有些不满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二弟没有感情。张学铭早在年幼时便失去了母亲，而父亲张作霖因为长期忙于军务，无法照顾他，作为长兄的张学良自然承担起了照顾弟弟的责任。那时，张学良虽然年仅十三岁，但已显得成熟稳重，深得父亲的宠爱，关心弟弟的成长。张学铭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下，依赖大哥，尽管年龄差距较大，张学良一直像父亲一样守护着他。
1916年，张学良与于凤至结婚，开始涉足政务，协助父亲处理事务。此时，张学铭的管教也转交给了于凤至，作为“长嫂如母”的她，接过了照顾弟弟的重担。但张学良在忙碌之余，仍未忘记对弟弟的关心。他时常给张学铭写信，提醒他要专心学业，不要沉迷于享乐。在张学铭赴日本求学期间，张学良依然频繁地寄信叮嘱他努力学习。
尽管这些信件大多数未能保存下来，但张学铭对大哥的关爱记忆犹新。他曾感慨道：“多年来，我一直为没有保存那些信而感到惋惜。”直到后来，某报纸刊登了一封张学良当年写给张学铭的信，张学铭确认信是真的时，心中激动不已。
1928年，张学铭正在日本求学时突然得知父亲在皇姑屯遭遇袭击不幸身亡，他不得不暂停学业回国奔丧。在那段时间，张学良顶替父亲的位置，成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，承担起家族的重任。为了掌控军队的管理和调度，张学良决定戒除毒瘾，然而戒毒并非易事，刚开始时他极为痛苦，甚至在痛苦中打滚，头撞墙。最终，迫不得已，于凤至请来了一名日本医生，为张学良注射了药物来减轻他的痛苦。药效显著，但却令张学良没有料到的是，这位医生所注射的竟是吗啡，结果他在戒掉鸦片的同时，不知不觉陷入了对吗啡的依赖。
随着身体越来越虚弱，张学良终于意识到自己被“陷害”，但医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为了彻底戒除毒瘾，张学良辞去了保安总司令的职务，开始了艰难的戒毒之路。他与于凤至一同前往上海和美国，在异国他乡度过了一个戒毒的艰苦时期。依靠镇静剂和安眠药的帮助，张学良最终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力成功戒除毒瘾，这一过程深深感染了张学铭。张学铭感慨地说：“大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能承受这么大的痛苦，最终成功戒毒，真的是非常了不起。相比之下，我做弟弟的，真是差远了。”
张学铭之所以这样自谦，是因为他深知自己曾在某些事情上犯下过错误，甚至曾为求自保而为日本人效力。1929年，张学铭曾在日本的压力下担任汪精卫政权的职务，尽管这个职位权力微薄，但在当时的舆论中，他已被视为“汉奸”。虽然张学铭后来反思并为自己的行为悔恨，但这段历史始终成为他心中的痛。
晚年，张学铭常常怀念与大哥张学良的时光，他谈到自己与大哥的深厚感情，尤其是在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的那些年，张学铭无时无刻不在为大哥感到痛心。他多次提到：“我几十年来时常为他担心，尤其想到他终老于软禁之地，至死未曾获得自由，就忍不住泪流满面。”
尽管张学铭对张学良有深厚的感情，但他也承认自己曾感到大哥的严厉。张学铭曾经笑谈说：“我做得一些事并非完全完美，年轻时在家族里混了半辈子，难免染上一些不好的习惯，但这些都可以理解。”他还回忆起曾有传言称他在一次出国途中赌博输钱，回国后被张学良“扣押”一事，并对此予以否认。
张学铭也有过一些对张学良决策的不满。据张学思的妻子谢雪萍透露，张学铭在临终前曾提到：“我最大的不满就是没有分家，所有的家产都归大哥一人掌控，我和其他弟弟连个话语权都没有。”张学铭的去世，标志着兄弟八人中的第一个离世，遗憾的是，直至临终，他未能再见到大哥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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